伊朗所鏡射出的臺灣與世界

作者/草君活鑑  ()



世新大學的助理教授王正博士在於西元2016年8月16日刊載於中國時報網站的文章(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60816006088-262108)中,提倡讓世界上各群體的人們在推崇自己的美時,能尊重其他人們的美。如此,期能讓人類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境地。
 

文中,作者談到在國際上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持續且似未減弱的碰撞摩擦,也提到港澳大陸和臺灣社會的族群對立及政治衝突。這些事實與普通人們對世界大同的想像——我對我自己的美有自信,但也理解並尊重其他人的美,反之亦然——應是有不小的落差的。

 
在2014年臺灣三一八學運爆發的期間,本人在社交網路上跟現實生活中感受到這個社會對立與衝突的激化。網上,可以看到許多持一種立場的人說著要「打倒」、「革命推翻」另一種立場的話語;網下,因為個人展示出立場的不同,有些既有的人際關係便疏離甚至斷裂了。在這麼多使用網路及談論政治的人們頻繁地以「沒有良心才會支持XXX」、「反對OOO的都是腦袋有問題」之類的言詞彼此批評及人身攻擊中,還聽說有親子之間因此大吵的,引起我心中不小的漣漪。

 
在這樣的衝突氣氛持續著的同時,我有幸出國研習對於大多數臺灣人而言是「他者」(other)、「異文化」範疇的中東研究。在這段期間,我學習的觸角伸入了伊朗這個國度。很有意思的是,研究伊朗在1970年代末期革命前後時期的經驗,本身就像一面鏡子,映照著眼前正在發生的事,也刺激了我的進一步思考。

 
自三一八學運以來沸沸揚揚的意識型態論戰,就跟伊朗於1978-9年爆發反國王、反西方帝國主義政治運動時期所盛行的一樣,包含內部政治與外部政治的主題。在伊朗歷經高速現代化和全球化所產生的政治、經濟、文化認同等方面的變化被廣泛認知為社會危機源頭的背景下,執政當局被認為是沒有達到西方式民主的要求的、造成貧富不均的、與外部勢力聯手殘害社會的。與此同時,懷有敵意的外部勢力被視為社會暴政的資助者、資本主義經濟和西方文化毒害的輸出者,因此也是起而反抗的對象。在群眾之間瀰漫的憤怒和這種將問題歸咎於相互勾結的內部和外部敵人的世界觀,是有其歷史背景。
 

特定的歷史條件,使「革命」爆發並讓對內部與外部「不正義」之實施者的激烈反抗成為現實。然而,伊朗的政治在推翻政府的權力鬥爭之後的峰迴路轉,讓革命這個事件的好壞難以正義的伸張來評估。在箝制言論自由的君主獨裁制舊政權被推翻之後,新政權經歷了不少回的不安定。
 

首先,在制定新憲法的過程中,各個參與革命的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浮現並且引發新的鬥爭。剷除異己的暴力鬥爭的升高,讓追求西方式民主的理想成為了諷刺。鬥爭過程的激化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被挾持事件。這為伊朗帶來被西方世界的盟友實施政治孤立和經濟制裁的窘境。
 

接著,在經歷幾次由前朝軍人所策動的軍事政變、部分國內武裝勢力的恐怖攻擊以及鄰國伊拉克的軍事入侵之後,當權派策動了意圖將大學校園中「反革命意識型態」「清除」的「文化大革命」,也在戒嚴的情況下實施了大量搜捕、處決政治犯的「恐怖統治」。政權和社會秩序確實穩定了,但在這過程中死去的生命難道沒有無辜者?也就像自法國大革命以降的歷史所顯示的,革命的政治幾乎總是難以預測、與理想存在矛盾並且殘酷的。
 

有意思的是,在1980年代中期,因深陷對伊拉克的戰爭而亟需武器零件的伊朗,安排了與為當權派所嚴厲譴責的外部敵人以色列和美國間的秘密的軍火買賣(後來這個事件在1986年11月被媒體曝光,成為眾所周知的Iran-Contra Affair)。革命政治的激烈「正義」,並不總是能阻止與敵人合作的現實主義誘因。
 

革命本身及革命後的這些事件造成伊朗國內民生的凋敝和人員傷亡。可以想見當初懷抱理想主義和激情參與革命的人們所期待的,應該是一個更好的社會,而不是這樣的慘烈。於是自革命起,一些受高等教育的伊朗國民便逃離該國、移民到歐美地區。人才大量流失又進一步成了伊朗在結束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後重建的不利因素。
 

在兩伊戰後,擁有甚為年輕的人口結構、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率的伊朗,終究再度對革命的激烈做出了修正的實踐。在2000年代,該國發展核子技術的議題同時成為西方世界進一步制裁和孤立該國的理由,以及伊國政客用來攪動民眾民族情感和反西方情緒的工具。然而,到了2015年7月,伊朗即與西方世界及其他國際主要強權達成限制核發展的協議,也在其後得到部分制裁的解除。現在,伊朗成了外資企業眼中在中東這個充滿戰亂的地區內少數被看好的潛力市場。
 

在現實的壓力之下,孤立與敵對都一樣,從長期來看都並非永久的。
 

同樣承受著現代化和全球化衝擊,同樣因為那樣的衝擊而孕育了激烈的政治運動思想,同樣無法自外於國際政治中的叢林法則,同樣需要突破在國際社會中的政經孤立以謀求生存的機會,伊朗可以是臺灣的一面明鏡。
 

人們或許無法消滅國際政治中的現實與醜惡,也或許無法在一時解決臺灣社會的意識型態論戰、青年成家立業、年金等公共問題,但或許可以透過伊朗革命峰迴路轉的過去與現在,更細膩地思考這個社會要走向什麼樣的故事劇情。雖然我們可能也無法確定世界大同是否會在我們有生之年實現,但應該可以想像在一個激烈的敵我意識和鬥爭凌駕對他者的尊重的情境裡,人們的生活會是如何地難過。
 

在318學運後臺灣的處境已經有一些明顯可見的變化,並且在新政府治理下的社會認識到此處境的艱難之後,深刻地反思臺灣要有什麼樣的內部與外部政治在現在應該還不算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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